一、邓演达
1895年（光绪21年）8月1日，邓演达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曾随姚鱼平等革命党参加反清活动，作交通员，到广州，佛山一带为革命党人传递文件。
1909年（14岁）秋，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在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毕业前夕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16岁）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不久参加姚雨平率领的学生军的北伐活动。
1912年（17岁）春，离开部队，返回广东，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
1914年（19岁）考进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继续攻读军事。
1915年（20岁）于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毕业，后派往部队见习。
1916年（21岁）在部队见习期满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第6期学习。
1919年（24岁）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满，毕生后到西北边防军见习。
1920年（25岁）年初，经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何贯中长兄）引荐，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8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演达率宪兵队随军出发，任督战队队长，并屡向上级献策，打败敌军，深受邓仲元赞许。年底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并下令整编粤1，2两军，邓演达在整编时升任第1军第1师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后1师设军官教育班以培训下级军官，邓演达兼任教育班班主任。
1921年（26岁）7月调任1师工兵营营长。年底奉邓仲元之命，陪徐树铮到桂林与孙中山会晤。邓演达工作认真，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深得孙中山嘉许。
1922年（27岁）3月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粤军第1师师长邓仲元遭暗杀。邓演达十分悲痛，表示誓要继续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5月参加孙中山督师的北伐，入江西作战。6月陈炯明于广州武装叛乱，公开反对孙中山，第1师内部拥陈者不少，但邓演达始终不为所动。11月受1师梁鸿楷等拥孙派委托，前往上海晋见孙中山，表示继续拥孙之决心。孙中山对邓印象更佳，旋面授任务，嘱配合滇、桂军共同讨陈炯明，邓当即回粤传达孙中山的指示，积极策动反陈斗争。
1923年（28岁）1月初粤军1师沿西江东下，配合滇、桂军讨陈。邓演达率领工兵营担当前锋，并前往指挥。部队抵三水时，邓演达前往说服三水防军负责人陆兰培参加讨陈。并代表1师任陆为团长。1月15日讨陈联军进抵广州，陈逆退守惠州。邓演达率部队驻广州越华路广东省长公署。1月底西江一带情况紧张，邓演达奉命率部驻江门。2月上旬孙中山从上海返广州，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下令整编粤军，1师扩充为粤军第4军，工兵营扩编为1师3团，邓演达被任命为3团团长。4月驻肇庆，三水，清远一带的桂军沈鸿英叛乱，邓演达奉命率部队讨伐，以地雷队炸开肇庆城垣，歼灭守敌。不久，滇军杨如轩等率部在广州叛乱，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率3团赶返广州拱卫大本营。孙中山授邓演达为少将衔参军。9月沈鸿英部从广西袭扰西江一带，邓演达奉命率第3团入桂，占梧州打击沈鸿英的势力，并与李宗仁，黄绍竑等合作，进行统一广西的工作。7月底陈炯明部骚扰东江博罗一带，邓演达奉孙中山手谕，率所部往东江与陈军作战。8月间，讨陈战役结束后，复移驻肇庆休整。年底1师师长李济琛于肇庆设西江讲习堂，任邓演达为特约教官。
1924 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于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并努力贯彻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建议支持下，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校，任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李济琛、沈应时、林振雄等7人为筹备委员，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费、军医5部，推定王柏龄，李济琛（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等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3月1日孙中山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任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试验委员。6月1日黄埔军校开课，任李济琛为副主任，邓演达为团长职务，团长职务在校长之下。军校分设6部，为了专心搞好军校工作，邓演达辞去1师3团团长职务。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出席主持并发表演说，邓演达等也出席了开学典礼。8月蒋介石任用亲信王柏龄等，坚持革命立场的邓演达受排斥，无法开展工作，乃决定离开军校到上海，准备到德国留学深造。12月2日在上海写信给张难先，表明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到德国留学是由于蒋介石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所致。
1925年（30岁）年初抵德国柏林。在德期间，他勤奋钻研经济，政治、社会等学科，努力掌握德语，并与正在柏林的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等人交往。3月在德国听到孙中山病逝噩耗，不胜悲痛，曾致信友人表示"此后，不独中国，即亚洲前途亦黯然！"并在柏林参加组织悼念孙中山逝世的活动。冬天由于国内形势发展迅速，深感不能再在国外闭门研究，于是离开柏林，经莫斯科回国，投入斗争。
1926年（31岁）1月1日国民党“2大”在广州召开，邓演达从国外赶回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游欧经过的报告。大会至19日结束，邓演达当选为本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月中下旬复回黄埔军校工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大力支持中共广东区委提出的关于在军校设置政治科等正确主张。2月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7人为改组筹备委员。8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邓演达极不满蒋介石所为，更加遭蒋嫉恨。4月由于坚定奉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立场，乃被蒋介石借故调离黄埔军校，到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撰写了《今年"五一"节的意义》一文。6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支持下，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着手筹建总政治部。6月27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同学恳亲大会，出席并发表演说。6月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在广州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部署有关北伐中政治工作问题，并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注意做发动农民工作，在广州主持开办战地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聘请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人为教官，邓演达本人亦参加讲课。7月9日誓师北伐典礼在广州隆重举行。7月12日应邀为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集的各工会代表会议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7月21日应邀出席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召开的15万人群众示威大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国民革命军要与人民相结合，要为人民解除痛苦。7月25日（或26日）离开广州赴北伐前线。8月12日蒋介石于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第2期北伐作战计划等问题。邓演达与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张发奎等高级将领均出席了会议。8月21日从长沙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报告北伐军已于是日攻占岳州。8月24日命令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与留守部，先遣队应随军前进，及时做好政治工作。8月27日至30曰北伐军先后攻克汀泗桥与贺胜桥，直指武汉。这期间，邓演达经常带有关工作人员在前线参与军事指挥工作。9月1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展开进攻未克。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攻城司令部的军事指挥工作。9月3日北伐军继续组织攻打武昌城。邓参加督战，但因敌人设防坚固，仍未能攻克。9月5日邓演达继续参加督战，攻打武昌城。是役，他的翻译纪德甫不幸中弹阵亡，邓本人的马为敌人流弹打死，身上军服也被打穿10洞，幸本人无恙。9月7日于武昌南湖文科大学亲自主持召开追悼纪德甫大会，并代表政治部致悼词。9月8日由于汉口为北伐军攻占，总政治部决定于汉口设办事处，邓演达命郭沫若主持汉口办事处工作。9月14日广州《工人之路》刊登了邓演达致省港罢工委员会函，对罢工工人的反帝英勇斗争表示支持及慰问。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湖北常务委员会，筹备成立湖北省政府，委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任。由于总司令部率部移师江西，决定于汉口设行营，委邓演达兼任行营主任。10月1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总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办公，驻旧省议会。他在会上还提 出总政治部今后工作应偏重于农民运动方面。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于广州召开，讨论国民攻府是否迁都武汉等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主张迁都武汉。后会议以形势仍未安定，拟暂不迁都。11月1日主持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亲任招考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等14人为委员。11月11日与唐生智等前往九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有关军事会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广州召开，再次讨论并通过迁都武汉。邓演达参加了会议，并被委托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27日从广州飞武汉，负责迁都的准备工作。随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有关委员分批离穗北上武汉。与李宗仁等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分裂阴谋有所察觉．乃对别人说"蒋介石故意要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1924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于武昌开会，决定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政府正式迁都之前，执行最高职务。邓演达出席了会议表示拥护这一决定。12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武汉成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是日于武昌成立，邓演达、郭沫若、徐谦等人被委为筹备委员，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927年（32岁）1月1日国民党湖北第4次代表大会举行，一致推举邓演达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为此致电邓演达，要求他早日到会"指挥一切"。1月4日从武汉抵南昌，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之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行为，但不为蒋所接受。1月7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先后任命了一批各军，师的政治工作人员。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政治会议分会，以"应付日前政治形势"。分会指定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陈铭枢、唐生智等13人为委员。1月11日蒋介石从南昌抵武汉活动。在邓演达等支持下，50万群众在欢迎大会上要求蒋介石接受迁都武汉的要求。1月17日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武汉各界代表招待宴会，再次带领到会代表，当场质询蒋介石违抗迁都，大搞分裂的行为。是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于武昌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邓演达参加了大会，并发表演讲，表示要努力解放工农群众。1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及湖北省党部开会，讨论筹备组织湖北省政府等问题，邓演达等20人出席。会议通过徐谦、邓演达等11人为委员，下设7个厅，邓演达兼任军事厅长，定2月1日正式成立省政府（后因筹备未果，延至4月成立）。1月中旬被委任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1月25日与徐谦等15人为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委员，负责审判盘踞武汉顽抗北伐军的奉系军阀将领陈嘉漠，刘玉春等人。1月26日从武汉赶江西，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2月9日在吴玉章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独裁、扶助农工运动，并由吴玉章、徐谦、邓演达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2月11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湖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23次政务会议，讨论有关政务诸问题。2月12日在武昌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及学兵团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18日主持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并发表演说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该讨论会按例逢星期6下午举行，如无特殊情况，邓演达都参加主持。邓演达撰写的《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作为《汉口民国日报》'代论'在该报发表。2月20日在武昌参加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24日在有20余万人参加的武汉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民党中央完全为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当前亟应大力反对这些老朽昏庸分子，促进国民党的统一。2月25日与吴玉章等12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关于外交策略等问题。2月27日湖北阳新县豪绅地主杀害了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造成了"阳新惨案"。事后，由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3人共同组成"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责成有关方面严惩凶手，并召开有9万人参加的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大力支持阳新农运的开展。3月1日中央农民讲习所在武昌正式开课．该所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开办，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3月4日湖北省农协第1次代表大会于武汉举行。大会聘请毛泽东、邓演达、林祖涵、李汉俊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在开幕式上，邓演达发表演说，表示自己"不是拿大老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拿小兄弟的资格来讲话"。3月3日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致电邓演达，向他报告日前举行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经过。3月6日为期3个月的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大队举行开学典礼及党部成立大会。邓演达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3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召开国民党2届3中全会有关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并与吴玉章，徐谦，恽代英，陈友仁等人一道被选为提案委员。3月10日国民党2届3中全会于武汉开幕。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一系列决议案。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对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他还与毛泽东等联名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会议至17日结束，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2周年，武汉3镇同时分别举办纪念大会。大会发表了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的通电，邓演达出席了武昌方面的集会，并发表演说。是日，又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部作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等问题的报告。3月13日到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工作政治报告，指出当前是我们整个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时候，鼓励农民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勇敢起来投入斗争。"将来必可造就一个农民世界"。3月14日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被选为主席团总主席，在大会作政治报告，指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3月15日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开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大会代表。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一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号召农民'快些组织起来"，"团结斗争，造成我们的新世界"。3月16日向国民革命军第4、第11军军官作报告，介绍国民党2届3中全会的经过以及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3月19日应邀出席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12次会议，作关于最近军事及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蒋介石派心腹曾扩情等从南昌抵武汉，企图诱惑邓演达放弃反蒋斗争及革命立场，遭邓严词拒绝。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邓演达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次会议讨论关于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时间及人选等问题，指定邓演达、谭延闿，吴玉章具体负责处理有关事宜。3月22日湖北农民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闭幕，邓演达，陆沉等17人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由于宣传工作需要，邓演达下令从北伐宣传训练班中抽调30余人分发到驻河南省各军工作，是日束装出发。3月27日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强调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各县农民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劣绅。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各省农运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筹备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等问题。会议由邓演达主持，毛泽东、方志敏、周以栗、易礼容、陆沉等出席了会议。3月30日湘赣鄂豫4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于武昌举行，讨论和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以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农协等事宜。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农民临时执委会，选举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谭延闿、谭平山、陆沉等13人为执行委员，并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兼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3月31日在第11军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军队主要任务为全力打倒奉系军阀及维护民众利益。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决定组织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邓演达、毛泽东等9人为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实行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正式任命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徐谦、顾孟余5人为委员，谭、邓、恽等人为常委。4月2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一文，阐述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3月初开学后，是日在所长邓演达主持下举行正式开学典礼。邓演达在致词中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强掉指出当前革命进程中要解决两个最大问题，即农民问题及土地问题。4月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任命邓演达、谭平山、徐谦，顾孟余等为委员。是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第1次会议并作报告指出当前一切问题及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农民问题上，亦即集中在土地问题上。因此急应开会讨论，国民党应迅速制定出方案去解决这个严重急逼的大问题。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公临时执委会成立，执委通电就职。上旬武汉分校正式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演达、恽代英、顾孟余、徐谦等人为校务委员。在邓演达主持下，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决定成立一个宣传列车办事处，共设车厢80余辆，宣传人员1千余人，负责在铁路沿线一带进行政治宣传工作。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邓演达等11人为政府委员。4月10日至11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一文。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由是日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邓演达、恽代英等领导下，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宣布开除其党籍及撤销其本兼各职，并下令逮捕严惩。4月19日出席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举行的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并发表演说，论述北伐的重要意义。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其瑗、谭延闿、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等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4月28日在武汉出席欢送北伐军出师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将士们要以英勇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开一条血路。4月29日在武汉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欢送第4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出发前方大会。同日，与彭湃等在汉口花世界大舞台向武汉各校学生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演讲。下旬为配合2次北伐，开展农民运动，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兼组织科长。该会办事处暂设武昌湖北省农民协会。5月5日与毛泽东等出席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出发前方工作。5月7日在邓演达支持下，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于军校举行讨蒋大会，并通过成立讨蒋委员会。5月10日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艺术性的诞生》一文。5月12日统率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离开武汉，抵北伐前线，到驻马店一带视察工作，总政治部由副主任郭沫若留守。5月14日从前线返武汉，翌日又偕同俄顾问铁罗尼等乘机赴前线，参与指挥工作。5月21日奉邓演达的命令，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成立，负责慰劳安置北伐中负伤之官兵，邓亦亲自前往慰问伤兵。5月22日在西平向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军应与民众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5月24日率领政治工作人员抵周家口工作，并随军前进。5月26日于张梁庄再次向第11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发表演讲，论述当前北伐形势，对政治工作人员提出勇敢、吃苦，忠实努力地工作的要求。5月28日临颍之战，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指挥。第11军206师70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于是役壮烈牺牲。邓演达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下达命令，要求本部工作人员开办各种训练班，并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临颍、许昌等地工作。6月1日致电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嘱其前来北伐前线协同指挥。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孙科、顾孟余、张发奎、谭延闿、徐谦、邓演达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冯玉祥、汪精卫等在会上提出反共，邓演达表示反对，但不为接纳。会后，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日益加剧。6月14日从河南前线返回武汉。6月19日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说。6月20日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开幕。大会通过邓演达、彭湃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邓演达在会上发表题为《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的演说，指出近来湖北农运工作有些缺点，但仍表明支持农运的态度。6月24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第3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党的根本问题的讲话，指出发展农民运动是唯一的途径，当前的口号是要"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实现总理三民主义的批评，拒绝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他在讲话中还提出要"打倒南京伪政府的纲领"。6月25日邓演达在其公馆召开扩大（总政治部）部务会议，部署今后工作事宜。6月29日中国济难会于汉口总商会召开济难会及各省干事联席会议，通过成立全国总会临时干事会及审查会。邓演达与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苏兆征，邓中夏等20人当选为审查会委员，郭沫若、恽代英等30人为干事会委员。6月30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后，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告别书，谴责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背叛革命的行径，表示自己"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自己就"受中央的命令立即回来工作"。7月8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我们现在又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指出有人一面唱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文章还着重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等叛徒手上。7月13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斥责汪精卫一伙无耻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受汪精卫集团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由陈公博、陈克文分别接替邓演达的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部长职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再转陕西潼关，乘苏联顾问专车车辆前往莫斯科。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于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邓演达未有参加南昌起义，但与宋庆龄等共25人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9月15日抵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与宋床龄，陈友仁等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宗旨为向人民揭露蒋汪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1月1日接受宋庆龄，陈友仁的委托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并以他们3人名义，于莫斯科公开发表。12月离开苏联，抵达德国柏林。在此期间，他与宋庆龄（后亦抵柏林）等人继续交换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与侨德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人组织了一个学会，讨论有关中国问题，在德居留期间，他刻苦钻研有关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作。
1928年（33岁）7月由汉堡乘轮船到北极附近旅行。1929年（34岁）5月23日致丘哲信，谈对国内军阀混战的局势的看法，信中并表示“只要有在国内工作之可能，就要回去”。6月30日致丘哲信，谈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等问题，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9月初离开拍林，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旅行，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指导今后行动。9月18日从纽伦堡致信丘哲，说离开柏林已快3周时间了，消息闭塞，请丘哲及时为他提供有关新闻。10月发表《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一文，指出"反动的南京统治是代表中国整个的旧的反动势力"，当前的目的"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10月底在德南部游历后到巴黎。后渡海到伦敦居住。
1930年（35岁）2月上旬抵达意大利米兰。2月下旬到保加利亚，继续作考察旅行。3月初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等地考察旅行，后又到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5月在外国考察结束后回国。返抵上海。邓演达离开德国柏林回国前，曾与正在柏林逗留的宋庆龄说，各种反动势力"不能阻挠我追随（孙）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他返回祖国后，积极联络有关方面人士，进行筹备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合的活动。8月9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3党），表示要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继续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行动委员会出版《革命行动》作为机关刊物。邓演达亲自撰写发刊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到那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等文章。9月1日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作为该会的政治纲领公开发表。9月15日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9月20日邓演达撰写的《第2国际领袖樊迪华之来华》、《奉军入关与时局》、《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等文章，发表于《革命行动》第2期。9月21日撰写《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的中国》一文，发表在《革命行动》第2期。11月10日撰写《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发表在《革命行动》第3期。11月联络在上海的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黄埔革命同志会"，以后再向全国扩展，以进行反蒋活动。
1931年（36岁）1月5日撰写《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指出"要推翻现时买办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只有待决定于为建立平民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行动而努力"。春到东北以及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及联络有关人士，策动共同反蒋。4月先后撰写《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从西班牙的政变说到南京统治的崩溃》、《"五一"纪念节告工友》等文章，发表于《革命行动》第5期，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5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于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非常会议，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造成宁粤分裂的局面，粤方曾派人游说邓演达参加，即遭邓拒绝。6月25日撰写《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7月先后撰写了《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急务》、《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及之后应该做的是什么?》等文章，在上海主持开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干部训练班，以培训反蒋力量。8月17日在上海愚园路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因叛徒告密，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翌日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8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从上海押解往南京。在此期间，蒋曾派人劝邓演达放弃其政治主张，当即遭邓严词拒绝，表示"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公开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
二、黄琪翔
1910年，黄琪翔进其族叔黄钧选创办的梅县务本中学读书，后到广州进优级师范附中求学。从1912年起，黄琪翔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入伍生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第六期学习，由于聪颖过人，成绩优异，为师友所期许。
1919年，黄琪翔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第三营任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炮兵队队长，陈诚是他队上的学生。
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黄琪翔于1922年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到广东参加革命。黄到广州时，正值孙中山率师北伐，他在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任少校参谋。同年6月，黄应第一团辎重营营长张发奎之邀，任该营副营长。从此，黄与张共事至1927年底，离开广东为止。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黄加入国民党。次年，黄琪翔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接着，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役。战后，第一团扩编为独立旅（旅长张发奎），黄琪翔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同年8月，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随后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师长陈可钰、副师长张发奎)，黄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10月，黄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在讨伐南路的邓本殷之役，一直打到琼崖。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黄琪翔随第四军第十二师进入湖南、湖北和江西、河南，在平江、汀泗桥、马回岭、上蔡、临颖等重要战役中，都建立了功劳，成为北伐著名的战将之一。
第四军于8月中旬经醴陵、浏阳到达平江。8月19日拂晓，平江之役正式打响。黄琪翔率三十六团在当地农民指引下，避开敌人坚固要点，从右冀迂回钻隙跨过汨罗江进入平江东北的山西坑。该地地形险恶，只有当地农民上山采樵的小径。敌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北伐军会从那里进攻，没有派兵防守。三十六团出敌不意，攻敌不备，轻取北门，歼灭了驻守北门的敌兵。黄乘胜率部直捣敌军司令部时，敌司令陆澐匆忙率卫队百余人逃入三间比较坚固的房屋顽抗，激战数小时未能攻下。黄不顾孤军作战，以一部包围敌司令部，指挥余部竭力向右延伸，以分散敌军势力，截断敌人。向西北退逃之路，力图全歼敌军。这时，第三十五团和独立团得知三十六团已进城内，立即发起猛攻，敌阵混乱，纷纷溃逃。敌司令部久攻不下，黄琪翔为避免攻坚而致伤亡过大，下令举火焚烧。顿时火光冲天，杀声四起。三十六团穿墙凿壁逐层进攻，致敌无路可逃，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俘虏敌参谋长以下官兵约百余人，敌司令陆澐自杀毙命。
第四军攻克平江后，日夜兼程挺进，于3月26日到达汀泗桥南。在攻打汀泗桥战役中，黄琪翔以偷袭战术攻敌侧背，再立奇功。该日昏，副军长陈可钰和各师、团长亲临前线侦察地形。大家见汀泗桥敌防守兵力雄厚，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在讨论打法时，意见不一，黄琪翔建议以所部三十六团为前锋，于当晚开赴桥之上游，强渡北岸，迂回桥北，夺取敌最高峰阵地，次晨桥南部队发起正面攻击，桥北部队配合作战，当可一举成功。黄陈述意见后，大家都表示赞成，苏联顾问尼基金称此为奇谋胜算。当夜，黄琪翔令侦探队长梁秉枢率六十余人首先渡河，第三营和第一营跟进。黄并命令遇少数敌人时只用刺刀，未到达最高峰敌阵地之前，不许放枪。时敌军在最高峰阵地上设防，山腹地区兵力较少，黄部乘夜摸索前进，秘密接近敌人，未经过激烈战斗就夺取了四个山峰。迨接近敌最高峰阵地时，黄琪翔下令发起冲击，忽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敌乱成一团，纷纷溃退。在拂晓前，三十六团即攻占了最高峰敌阵。此时，独立团、三十五团及第十师亦发起猛攻，敌遂全面崩溃，大部为第四军截断退路，包围缴械。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不到一天就 胜利结束了。
汀泗桥战役后，黄琪翔因功升为少将团长(北伐军中获少将衔的团长唯叶挺，黄琪翔二人)。之后，黄率部参加了贺胜桥之役和围攻武昌之役。
9月，蒋介石在江西被孙传芳打败，第十二师奉命入赣援助。11月2日拂晓，黄琪翔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率第三十六团突破德安车站以南敌阵，即沿铁路南进，向逃亡敌人追击，全歼孙传芳部谢鸿勋师。尔后又协同第七军夹击德安城之敌。中途遇敌据高地抵抗，黄以一部由乌石铺渡河，攻击敌右侧背。守敌害怕被包围，纷纷溃退。黄当即率部一举攻占德安车站。这时，马回岭战况激烈，黄率部星夜兼程北进，增援第三十五团进攻马回岭车站附近的孤山。他以主力攻击西南端，以第二营抄袭北端，血战，至晨，占领孤山主峰阵地。敌全线开始动摇，黄率部乘势沿着山脊猛冲，配合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五团将敌围歼，敌大部分被缴械，旋即攻占马回岭。当第四军进攻马回岭时，孙传芳率部向德安城反攻。攻占马回岭后，黄琪翔即率三十六团驰援第七军，沿南浔铁路西侧南进，到达八里铺附近占领阵地，并配合第七军和第十师发起逆袭，挫败反攻之敌，粉碎孙部的反攻企图。随后，第四军即回师武汉，进行整编，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升任军长，黄琪翔升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
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以唐生智为总司令，出师河南，继续北伐。黄琪翔为第四军前敌总指挥(时黄已升任副军长)，率部沿铁路向开封进攻。5月14日，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与奉军接触于上蔡西南卧龙岗，一战而击败敌富双英部，敌退守上蔡县城。15日，第十二师在上蔡城北十里铺与敌遭遇，敌退守东西洪桥，据险顽抗。黄琪翔偕同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亲自到前线视察，布置作战，经过三昼夜激战，终于将敌击溃，占领了东西洪桥，迫使上蔡守军富双英旅投降。接着，黄琪翔率部配合兄弟部队，攻击临颖城东北两端地区之敌。6月27日下午，黄的第十二师到达苇塾附近时，敌军大部据守七里头及十里头一带，并筑有坚固工事，布防甚严。黄琪翔乃令三十四团于黄昏时向敌攻击。部队一举占领十里头，敌退至七里头一带，激战昼夜未能攻克。28日晨，黄部向敌发起全面进攻，敌凭借良好工事和优越兵器顽抗。自晨至午，苦战半日，伤亡甚众，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牺牲。此时全线情势危急，张发奎和黄琪翔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激战至下午三时，第十师赶到增援，才反守为攻，全线出击，敌遂不支，弃坚固阵地溃逃。黄督师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临颖城。6月5日，协同友军又克开封。不久，奉命回师武权。
驻武汉后，黄琪翔升任第四军军长。7月15日，第四军移驻江西南昌、九江一带，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29日，黄参加了汪清卫等在庐山召开的“分共”会议。他派人连夜下山，秘密通知著名的共产党人高宇罕、于树德、恽代英等离开该军。8月1日，贺龙、叶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黄不愿追随蒋、汪反共反人民，又没有勇气跟共产党走。因此，感到无所适从郁郁于怀。他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军中所存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
同年9月初，汪精卫因在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中没掌握实权，企图据有广州，另组中央党部和政府与南京特委会对抗。于是勾结张发奎，命黄琪翔带领第四军回粤。不久，黄琪翔领部从九江出发，经南昌，丰城、吉安、泰和、赣州开回广东。
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张发奎等人谋划政治投机，乃以黄琪翔的第四军为主力，沟通原在广东的薛岳、黄镇球两师。于11月17日发动“张黄事变”，占领了广州的中央机关和地方军政机关，改组广东省政府和政治分会，以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事变发生之后，全省震动，驻东江的陈济棠部和蒋光鼐、蔡廷锴郡，准备回师广州讨伐，广西方面亦由黄绍竑率师沿西江东下，夹击广州。张、黄乃决定将第四军主力调到东江和西江布防。
12月12日，留守广州的教导团和广州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张发奎、黄琪翔被迫逃往广州河南李福林处躲避，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急召东西江部队遄返广州，协同朱晖日的公安部队向起义军反扑，镇压了广州起义，血腥屠杀革命群众。黄琪翔对这一事变负有重责，在内外舆论指责下，离职前往香港。
黄琪翔在香港逗留月余，于1928年春赴日本，同年7月赴德国柏林，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
黄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间，适邓演达、叶挺，宋庆龄等人也在柏林，黄琪翔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并赞助邓在中国组织，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
1929年5月，黄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黄力予赞助。8月，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黄琪翔参加干事会，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乃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第三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震动。原第四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举国瞩目。黄琪翔当时仍在上海，曾亲至前线，并领导“第三党”在上海的同志组织义勇队参战，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前线。上海抗战失败后，“第三党”在上海的组织也多被破坏，黄琪翔避往香港。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经过原第四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积极筹划，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推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主席。黄在会上宣读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国号为中华共和国。这就是当时称为“闽变”的福建人民政府运动。
黄琪翔积极参与了这一事变，早在逗留上海期间，黄与蔡廷锴等人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对当时形势，曾屡加研讨，认为非抗日不足以图存，非反蒋不足以言抗日，彼此之间早有默契。在事变中，黄担任人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参谋团主任。他力主实行改元易帜、计口授田，以便争取工农大众的拥护。但是，“福建人民政府运动”由于事起仓卒，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取得各方的支持，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很快就失败了。黄乃离开福州，在漳州匿居月余，后经汕头转道香港，并于1934年夏重赴德国柏林。
黄琪翔在柏林期间，正是希特勒实行法西斯专政，反动气焰空前高涨之时，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黄加入了该组织，由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该组织召开大会，国民党驻德大使馆通知希特勒政府派出警察干涉，并将主持大会的黄琪翔、朱江户
1935年11月，章伯钧、彭泽民等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黄琪翔尚在德国，仍被推为总书记。
1936年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接到陈诚来电，要他回国参加抗战。黄即动身回国。次年1月，黄在南京会见陈诚，复由陈引见蒋介石，蒋委黄为中将高级参谋，后任命为训练总监炮兵监。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副总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黄又调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指挥青浦，嘉定一线的防御作战。11月5日，日军以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攻上海。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抽调部队驱逐登陆日军，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军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经两昼夜激战，终于不支，日军坦克于8日开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至此，上海抗战遂失败，全军西撤。黄随军到达武汉。
翌年，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蒋介石以陈诚为政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为副部长。黄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但是，政治部的实权操于中统、军统特务手中。中统的张厉生任秘书长，军统的康泽、贺哀寒分任第一、二厅厅长，他们都是反共老手，把政治部作为反共场所。1938年3月，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黄出席参加。会后，张厉生对黄说会议上恐怕会出问题，黄不明其意。会议进行时果然有人捣乱，黄即加以制止。原来，这些捣乱分子是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黄因此为张厉生所不满。之后，政治部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连民主人士也遭排斥。8月，周恩来去职。黄不安于位，乃请陈诚调其为军训部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从1938年秋至1939年，一年多时间里，黄在军训部次长任内呆在桂林。
1939年秋，日军在湖南、湖北战场发动进攻。黄琪翔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率李默庵的一个军和第四军驻防湖南邵阳，拱卫长沙。但军队还没有调到战场上，黄又被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湖北襄樊，参加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是抗战中较重大的战役之一。日军出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第一期作战以占领枣阳、襄阳、老河口为目的。黄琪翔第的十一集团军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担任枣阳地区正面防守。其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回川，战区长官部又以黄琪翔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该部作战。 1940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之一旅团向第十一集团军进攻，占领高城、安居阵地。黄以第八十四军一 七五师在唐县镇附近阻击，使主力部队得以转移到枣阳阵地周守。但此时在唐县镇正面进犯之敌，从两翼包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8日，黄部被迫弃守枣阳，撤至襄樊撤退时，黄琪翔满腔悲情，在办公室黑板上，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黄部撤退后日军紧迫不舍。黄以第一七三师阻击日军，由于寡不敌众，该师在激战中，自师长钟毅以下大都阵亡。黄率主力撤至外线后，沉着指挥，积极反攻，对敌实施反包围，在友军协同下，将日军的四个师团兵力，围困在襄东平原地区，激战至11日，敌伤亡惨重，突围东退，枣阳复被克复。但在襄东追击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少数部队与敌发生遭遇战，壮烈殉国。敌复以反扑，于17日再度侵占枣阳。
黄琪翔所指挥的部队是杂牌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又是临时隶属，难以调遣。枣阳、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黄曾愤慨地说：“若有当日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黄琪翔常说：自己是一个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绝无保留地贡献一切，是天经地义的。由于他的积极和素养，指挥作战总是沉着、冷静，胆大心细，每有战事，必详尽研究敌情，仔细查看地图，虽敌机在头上盘旋，炮声在耳边轰响，都若无其事，镇静如常。在他的司令部，还引用一些进步人士如廖沫沙、朱洁夫、陈卓凡等人，担任重要工作。其夫人郭秀仪亦以战场为家，随同工作，不避危险，组织战地服务团，进行救护工作。
1940年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消，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这年冬，黄琪翔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琪翔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并予照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组织远征军，在昆明设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抗战胜利后，黄琪翔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1946年，该司令部撤销，黄琪翔回到重庆。
黄琪翔回到重庆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实际上解除了军职。其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共两党通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黄琪翔对此感到非常振奋，他曾在重庆各界欢迎李济深，田汉等来渝和庆贺叶挺、廖承志出狱的宴会上说：“我从军队中来，报告一点军中消息；胜利之初，军人很兴奋，但跟着就渐渐烦闷。很多官兵来问我，他们担忧内战爆发。我当时多方说明国内外大势要趋于和平，保证内战不会发生。但后来事实一天天证明与我见解相反，心里很难过。后来政协开会，给我以恢复自己的希望，天天看报收听广播，知道结果完满，停止冲突已成定案，心里转而高兴。虽然问题不简单，波折仍有，但从大处看 ，内战已绝对不能了。”表达了他当时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但事与愿违，蒋介石一面在谈判，一面调集军队，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黄琪翔不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又无挽救办法，便回避现实，主动要求出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于1947年6月赴柏林任职。
1948年秋，解放战争已进入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阶段。蒋介石寄希望于美苏战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挽救失败的命运。是年9月，黄琪翔在柏林忽接蒋介石一封署名电报，内谓：“闻柏林美苏关系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可能，究竟情况如何，希即回国报告。”黄琪翔即回南京见蒋，向蒋分析大战不可能发生，希望恢复和谈。这次会见，使黄对蒋的幻想最后破灭，便请求辞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职，不愿再赴柏林，决心归附人民。
之后，蒋介石要黄琪翔到台湾去看陈诚，想借陈诚的关系留黄在台湾备用。黄琪翔见陈诚后，陈即劝黄琪翔将家属搬来台湾定居，黄琪翔答以回上海后再商量，就此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是年冬，他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后潜赴香港，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
黄琪翔在香港期间，曾向中共负责同志表示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因此，他曾写信给张发奎、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原四位将领，策动他们起义。
1949年8月间，黄琪翔在中共组织安排下携眷北上，回到北平，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建国后，黄琪翔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法案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三、章伯钧
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章伯钧诞生在安徽省桐城县（今属枞阳县）后方乡章家大屋。他六岁丧父，幼读私塾，后入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即今武汉大学）英语系。1920年毕业后任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址在宣城）校长，他聘请在武汉结识的恽代英、萧楚女来任教职，使四师气象为之一新。
1922年9月，章伯钧公费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1923年初，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宣传科科长（前任为郭沫若）。在北伐战争中，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农工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章伯钧参加了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郭沫若）、代主任职。起义军失败后流亡香港，从此脱党。
1928年春，章伯钧与谭平山等筹组中华革命党，1930年5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当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总干事邓演达）、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邓演达牺牲后，他参与主持中央干事会领导工作。1933年秋，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代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同李济深、陈铭枢等，与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共同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人民政府”），宣布反蒋（介石）抗日，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停止“剿共”，联合中国工农红军。章伯钧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主席冯玉祥，余心清代），兼任土地委员会主任。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章伯钧再度流亡香港，仍然明确地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张。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章伯钧积极响应。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抗日、联共、反蒋”为总方针，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章伯钧当选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宣传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央工作。1938年3月任总联络人，主持该党工作，7月代表该党被聘任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抗战期间，章伯钧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1939年11月，他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共同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1945年2月，他主持创办《中华论坛》半月刊，任主编，积极宣传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争取民主而斗争的政治主张，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和反共活动。7月1日，章伯钧、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热情接待。7月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专门约见章伯钧和左舜生。回重庆后，章伯钧积极配合中共，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并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章伯钧在政治上坚持与中共保持一致。1946年7月13日发表《章伯钧对“召开国大”的意见》，愤怒指出“这是一党独裁的大会”，为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作出了可贵的努力。1947年2月，“解委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已经实际领导该党达9年之久的章伯钧，当选为主席。他的夫人李健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章伯钧积极参加了配合中共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1947年10月27日，蒋介石下令解散民盟，章伯钧避走香港，11月与沈钧儒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建设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政治纲领。
1948年秋，章伯钧等首批民主人士进入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22日，章伯钧与沈钧儒等55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他民主人士发表宣言，宣布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与中共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1957年，在中共发起的整风运动中，章伯钧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反右运动开始后，被点名划为右派。章伯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后，被保留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等职位。“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残酷迫害，他忧愤成疾，病逝于北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章伯钧的罪行材料均已推倒，只是不宣布平反。他的骨灰于1982年11月15日被安放进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5年11月1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和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表讲话，说：“章伯钧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尽管在他的一生奋斗中也有过曲折，然而他不断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纵观章伯钧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四、季方
季方(1890－1987)，字正成，江苏海门三阳镇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四军老战士、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
早年就学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192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到广州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曾参加东征和讨伐陈炯明之役。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军事指挥教导营营长，第四军教导团参谋长。1928年春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新党。1930年8月，参加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任中央干部会干事，负责总务、联络、军事方面的工作。1931年邓演达被害后，到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蒋反帝斗争。1933年11月参加“福建事变”，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1934年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被保释。1938年参加“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活动，联络和组织江苏地方武装抗日。1939年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南通专区指挥部指挥，组织和推动长江以北各派军队联合抗日。1940年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1947年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团长。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1951年12月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兼中央副秘书长。1958年起，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代理主席、主席。1978年2月至1987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月，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主席。
五、彭泽民
彭泽民（1877-1956），原名泽文，字锦泉，号镛希，1877年11月7日出生于广东四会。幼年入私塾受教，断断续续维持了七年。其间还曾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后因父亲病故，生活无着，1902年彭泽民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南洋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谋生。
彭泽民起初在吉隆坡郊区给华侨子女当私塾教师，后改在一锡矿工场担任文书职务。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南洋活动颇为频繁。彭泽民到吉隆坡后，常去兴中会在吉隆坡开设的“中和讲堂”听讲，受到了革命思想启蒙，他结合自己的穷苦经历，渐渐倾向于革命。1905年，孙中山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彭泽民等人积极响应，1906年，发起成立了吉隆坡同盟会支部，当时参加的会员有十余人，彭被推为书记。英国殖民当局当时对革命监视甚严，同盟会不能公开活动，只好托名“中国青年益赛会”，利用基督教宣道堂内座为机关来进行活动。青年益赛会不久即成为马来亚雪兰峨邦的革命中心，影响日益扩大。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策划领导广州起义，彭泽民一方面积极动员华侨捐款，另一方面鼓励华侨回国参加起义，为黄花岗起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李晚和罗成，就是同盟会吉隆坡支部成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吉隆坡当局判定青年益赛会为暗杀机关，下令严禁其公开活动。但彭泽民等仍然暗中筹划，发展革命势力，支持中国革命。
到辛亥革命后，吉隆坡同盟会组织才由地下转为公开，青年益赛会也得以恢复，会员已增至数千人。此间，彭泽民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四年之久。
1915年9月，彭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雪兰峨副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在华侨中为中华革命党筹集讨袁军饷，并组织华侨讨逆军，进入广东东江地区参加讨伐龙济光的战斗。
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彭泽民参与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工作，发起创办吉隆坡《益群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当时，《益群日报》受到侨胞热烈欢迎，畅销南洋各地，起到了团结华侨、教育华侨，以及支援祖国革命的积极作用。
1922年，彭泽民在广州谒见孙中山，由于孙中山的建议，将名字由泽文改为泽民，意在竭诚为人民谋利益、造幸福。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彭泽民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向海外广泛宣传。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因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广州。随后，他被芙蓉总支部推选为代表，参加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起来反对。由于苏联、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妥协，“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为此，彭泽民气愤至极点，甚至到孙中山遗像前大哭，为革命遗教遭到破坏而深感痛心。
彭泽民长期侨居海外，生活在侨胞之中，对离乡背井的中华赤子极为了解，同他们有深厚的感情。他担任海外部长后，积极开展侨务工作，先后筹建侨务委员会和华侨协会。为了支援北伐战争，彭泽民等七人被华侨各团体代表选为执行委员，正式成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彭泽民兼任筹款部长。在后援会的发动下，海外侨胞爱国情绪高昂，有的回国参加北伐队伍，有的热心捐款捐物。据统计，到1926年底，华侨共捐助援款100万元。与此同时，他还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华侨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讲习所于1926年11月初开学，仅开办了一期，因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而不得不停办，但首届培养的80名学员，后来分布在海内外各地，积极从事侨务工作，有的成为革命骨干力量。彭泽民创办的这所华侨运动讲习所，是中国最早的侨务干部培训学校，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早期侨务干部。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为配合革命形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议，1927年1月彭泽民由广州经南昌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力到达武汉。这时，蒋介石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彭在武汉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发动的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反蒋运动。他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一道，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主张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展工农运动，以阻止和抵抗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在这次会议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泽民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的讨蒋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总理的政策，我们非打倒蒋介石不可。”继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汪精卫集团又公开背叛革命。彭泽民与宋庆龄、邓演达等竭力反对。事先，他曾向汪精卫指陈利害，规劝汪坚守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改变反革命立场，汪精卫不听，反而指责他“叛党亲共”。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会散后深夜12时，彭泽民赶至林伯渠家中，将会议情况告诉了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使他们能及时脱险。接着，彭泽民随第四集团军的第二方面军离开汉口。
7月底，彭泽民到达南昌。8月1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被推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何键等国民党新军阀背叛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屠杀人民的罪行，并号召革命同志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8月5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彭随部队南下。当时气候酷热，加上敌人不断袭击，行军十分艰苦。他与共产党人一道，不畏艰难险阻，在行军途中对部队进行革命宣传，为战士看病，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毅力。起义部队到达广东汕头后，他在彭湃的帮助下，取道陆丰到汕头，乘渔船到达香港，从此开始了他在香港20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于彭泽民坚持反帝反封建和反蒋的爱国革命立场，1928年国民党中央将他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写信给彭泽民，邀他共同发起。彭泽民虽然已被开除党籍，但他欣然接受宋庆龄等人的邀请。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路过香港时，与彭一起商讨反蒋问题。随后，邓演达在上海将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彭泽民列名为中央负责人之一。彭在香港组织了南方干事会，负责会务工作。不久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行动委员会的反蒋活动失败。1933年冬，彭泽民到福州参加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福建事变，并在人民革命政府中任职，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和反共内战，力主与中国工农红军合作抗日。不久，彭认为成效不大，即离闽回港。
彭泽民流亡香港期间，受到国民党特务和英国殖民当局的监视，生活异常艰苦。为了维持生活，他经友人介绍向香港名医陈伯坛学习中医六年，随后在香港挂牌行医。他对贫苦的劳动人民充满同情，经常赠医馈药，因而深得人们的赞誉。
九一八事变后，彭泽民坚决主张抗日，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刻，11月1日，彭泽民和章伯钧等在香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力量对日抗战，争取民族解放，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纲领》还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要求恢复大革命时期联俄、联共政策。彭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前夕，彭泽民发表《告全国各界领袖书》，要求国民党刷新政治，顺从民意，迅速实行民主，主张各党各派平等合作，早定救国方针，共赴国难。七七事变后，他和章伯钧于7月10日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现民主政治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他还极力主张给华侨以参加祖国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他到武汉投身抗战，并与冯玉祥等人为争取实现民主改革积极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排斥。彭泽民愤然返回香港，创办《抗战华侨》杂志，向海外侨胞进行团结抗日的爱国宣传，并积极反映广大侨胞关心民族危亡和力主抗战的呼声。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彭泽民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于1941年1月20日联名发表给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公开信，谴责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是年3月，各抗日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彭泽民因此也参加了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彭泽民在香港两次被日本侵略者拘捕，在集中营关了一个多月，备尝艰辛，但他凛然不屈。
抗战胜利后，彭泽民呼吁和平团结，反对内战，是南方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9月，他写了《孙夫人（对时局主张）代表了全中国人》一文，表示完全赞同宋庆龄于7月22日发表的《对时局主张》所阐明的立场，要求国民党立即接受她的主张，与共产党实行停战，恢复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成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并认定这是实现“人民权利的起点”。
1947年1月3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鉴于抗日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人民民主，因此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时，国民党在舆论压力下，宣布“改组政府”。彭泽民和农工民主党留港中委郭冠杰、李伯球等发表《对改组政府的意见》，指出：“国民党临到政治完全破产，人心尽去的今日，竟来一套‘改组政府’，以图挽救危机”，完全“违反人民的要求，徒增人民的痛苦”。这时，彭泽民被推为设在香港的民盟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反内战大同盟”常委。他连续发表文章和宣言，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国民党与人民为敌、摧残民主运动的行径。
同年秋，国民党民主派由于逐步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转而把中国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因而在香港酝酿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泽民经常与民主派人士李济深、何香凝等磋商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由宋庆龄担任委员会主席，最为合适，于是起草了一封《上孙夫人书》，彭泽民等人亲笔签名。翌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对于这件事的促成，彭泽民是贡献了力量的。
1948年5月，彭泽民代表农工民主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他代表农工民主党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合通电国内外，表示中共中央的主张“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这时，他已是香港的名医，生活优裕，但他不顾一切，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离港，于12月26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途中曾赋七绝一首：“计年空有还乡梦，此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心情无比兴奋。1949年2月，彭泽民抵达北平。9月，代表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新中国的创建和《共同纲领》的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泽民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他先后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务。他继续用自己的精湛医术替人民看病，为社会主义服务。1951年被选为农工民主党副主席。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6年10月18日，彭泽民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李又真）
六、丘哲
丘哲(1885～1959) 字映芙，广东梅县人。早年在家乡松口初级师范学习时，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参加推翻清朝统治的秘密活动，次年参加黄冈起义。清宣统二年(1910年)参加黄兴策划的广东新军起义。宣统三年3月赴广州参加起义。在黄花岗之役，他和战友浴血奋战，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斗争意志非常坚决。辛亥革命后，丘哲因对革命有功被派往日本公费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留学期间，丘联络革命志士进行反袁活动。创办《民铎》杂志，对袁世凯大张挞伐，曾遭日本警视厅扣押。民国6年(1917年)孙中山建护法政府，组织粤军攻打北洋军阀，丘哲闻讯后即回国，经沪赴闽，出任漳州警务处长，剿灭土匪，安定地方秩序。民国9年任广东省金库主任、广东省银行行长。其间，与邓演达过从甚密，建立了深厚友谊。民国11年赴上海专心研究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对马列主义深感兴趣，他竭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还与共产党人交往，开设启智书局，翻译发行社会科学书籍。
民国16年，大革命失败后，应邓演达函约赴欧洲考察。在欧期间，他们共论政治和经济问题，研究组织新党。民国19年8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丘哲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从此致力于推翻南京政府统治，建立农工平民政权的斗争。次年11月，邓演达牺牲后，丘哲与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一起继续坚持革命，拒绝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九一八事变后，丘哲对东三省沦陷十分痛心，不久又发生了八一三淞沪战争，他在上海创办了《自卫》杂志，唤起民众抗日。他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密切联系，并发动海外华侨和友人募捐，支援前方将士。丘哲与中共地下组织有长期的联系，积极配合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经常把共产党员掩护在自己的寓所，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民国22年丘哲参加福建事变，担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
抗战期间，丘哲在重庆进行抗日民主活动。民国30年他和章伯钧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由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简称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促使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丘哲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民盟的领导工作。他主张民主、团结、抗日，与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经常来往，相互支持，共同奋斗。周恩来曾给他题词勉励“坚持抗战，贯彻始终，抗日必胜，建国必成”。民国35年，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香港创办《人民报》，丘哲任董事长兼发行人。该报宣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民国36年2月，解放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丘哲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和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与章伯钧等一起领导农工党的工作。在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常委。是年10月农工党中央迁往香港，丘哲留沪任中央办事处主任，坚持领导农工党在华东的地下工作。民国37年11月丘哲和郭沫若等一同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建国后，丘哲到广东工作，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农林厅厅长、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先后担任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届常委，南方总支部副主委；农工党中央委员、广东省主委等职务。
七、周谷城
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族人送到周氏“族学”读书，民国2年（1913年）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的前身)英语部。民国10年春离毕业尚有半年，周谷城回到湖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师范部教授英文兼伦理学，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担任英文、伦理学教员。民国1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生活系统》。周谷城与当时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大革命时期，他受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参加农民运动，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到上海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发表过多篇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上海远东图书馆1939年）和《中国教育小史》（泰东图书局1929年）等书。并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撰写了若干探讨中国社会的著作，如《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年）、《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店1931年）、《中国社会之现状》（1933年）等。1932～1942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此后至民国30年，周谷城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其间撰写了《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开明书店民国28年出版，书中首次提出并运用“历史完形论”的理论，意在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中国政治史》民国3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再版。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周谷城执教于复旦大学以后，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和翦伯赞等一起起草反蒋宣言。由于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遭逮捕。民国35年他还与张志让、潘震亚等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该书采取诸区并立、同时叙述，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曾多次再版。由此周谷城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的著者。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8年担任农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83年担任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1988年11月22日，邓小平同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周谷城亲切握手。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八、卢嘉锡
1915年10月生，福建厦门人（原籍台湾台南），农工党成员、中共党员，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0年至1934年在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1934年至1937年任厦门大学化学系助教。1937年至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化学系攻读研究生，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5年历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加州大学化学系研究员，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马里兰州研究室研究员。1946年至1949年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至1960年历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研究部部长、校长助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福建省厦门市政协副主席。1960年至1981年任福州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至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主席团执行主席、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8年至1993年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理事、副院长。1988年3月，卢嘉锡同志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华侨委员会主任。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3月又当选为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9年10月，卢嘉锡同志获何梁何利成就奖。
第三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七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1年6月4日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86岁。
九、蒋正华
1937年10月生，浙江人。研究生学历。199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8年1月参加工作。人口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六、七十年代从事系统工程和控制论研究，从事过导弹研究、雷达跟踪、工业生产自动化等工作。从八十年代初起，以系统工程、自动控制理论和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为基础，开始技术人口学的研究，编制的中国模型生命表填补了国际研究的空白，并先后从事了中国人口发展预测分析、中国人口就业与消费等多项研究工作，成为中国技术人口学科带头人之一。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多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曾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81年获印度国际人口科学院金质奖章。还曾获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的“二十一世纪贡献奖”。1993年，被载入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当代国际名人录》和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还曾当选为1992—1993年度“国际杰出人物”。著有：《人口分析与规划》、《区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规划方法》、《中国分类模型生命表》等。
十、桑国卫
桑国卫（1941年11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吴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药理专业研究生毕业，临床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6年11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现任，农工民主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研究员，中国药学会理事长。
1966年，桑国卫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完成研究生学习后，被分配到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作；并历任药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药物研究所兼计划生育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主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其间，桑国卫还先后在剑桥大学生理系、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医学研究生院临床药理及甾体生化系进修，并获临床药理证书。此外，他还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长效避孕药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临床药理系及内科客座教授，国际药理联合会理事等职。
1997年，桑国卫步入政坛，出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一年后，升任浙江省省长助理。没多久，他又被调到北京，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在这期间，桑国卫还曾兼任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药品质量控制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副主任等职。
2003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桑国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7年12月15日，在农工民主党十四届一中全上，他当选为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
十一、陈竺
1953年8月17日，陈竺出生在上海市徐汇区日晖一村。
1970年，陈竺来到江西省信丰县小江公社山香大队的老圳头生产队，开始了6年的知青生活。
1973年，陈竺参加了高考。在信丰县2000多名考生中，陈竺的成绩名列第二。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名列前茅的陈竺却落榜了。他一度为此痛苦迷惘，但不久就调整过来了，继续努力学习，埋头生产。
1974年，2l岁的陈竺正式开始了他的“医学事业”——成为一名赤脚医生。由于陈竺的表现突出，1975年，县武装部负责人推荐他到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学习。陈竺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毕业时各门成绩全是优秀，留校任教。工作之余，他翻译了数十万字的医学文献。
1978年，陈竺被推荐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进修。著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教授意外发现，陈竺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写病史十分仔细、准确，字迹工整，他开始悄悄观察这个年轻人。这年10月，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爱才心切的王振义鼓励陈竺报考自己的研究生。没有上过大学的陈竺日以继夜地自学大学课程，最终在600多名考生中获得总分第二、血液学专业第一的好成绩。王振义坚持承受了重大压力，破格录取了他。陈竺学业进步很快，先后在《中华医学》英文版发表了3篇有关血友病的论文，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关注，不久就被接纳为国际血友病联盟的第一个中国会员。
1984年，陈竺凭着优异的专业成绩和掌握英语、法语两门外语的优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法国担任外籍住院医生的人选，来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一年后，他开始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主修分子生物学。陈竺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通宵达旦。在第一年的考试中，以“白血病T细胞受体基因的研究”的论文，夺得全班第一。
1986年1月，陈竺的夫人、研究生同学陈赛娟来到陈竺所在研究所攻读细胞遗传学博士学位。她接手了一个高深的细胞遗传学课题，攻了整整半年，未见一丝成功的曙光，陈竺来助战。半年后，陈竺夫妇合作发表了6篇论文，在白血病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找到了染色体断裂的确切位置，并提出了新的断裂点集中区域的概念，之后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纳。1989年，陈竺夫妇俩决定回国，老师们劝他们留下，陈竺婉言谢绝。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工整地写下：献给我的祖国。
归国创业初期异常艰苦。担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的王振义只是一个“皮包所长”，要建血液研究室更是缺人、缺设备，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带回的价值几万法郎的试剂，因寄放在上海二医大基础部的低温冰箱故障，竟全部报废了!由于没有相关设备，他们要到外边的实验室去“借做”，陈竺把那些贵重娇气的标本、试剂、试管及实验材料轻轻放在自行车车筐里，四处奔走。经过多年探索，陈竺发现维甲酸和砷剂实际上是通过不同的途径，靶向作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同一关键致病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因此提出两药共用的“协同靶向治疗”设想。临床试验中，90％以上的患者长期无病生存。当陈竺得知哈尔滨医科大学张庭栋教授等用砒霜治疗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取得时间长短不一的完全缓解的消息后，便开始与之合作。1年后，他们合作在国际权威杂志《血液》上发表论文，揭示了三氧化二砷（即砒霜）是通过诱导癌细胞凋亡（细胞程序性死亡）而发挥作用的。这一发现使砒霜这个古老的药物，正式步入了现代药物治疗研究的主流。
1995年11月3日，陈竺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这年，他只有42岁，是当时中国医学界最年轻的院士。
2000年10月，陈竺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国际合作局和生物技术局，但他的研究工作从停止。
2007年6月29日，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2003年非典刚开始肆虐，陈竺就敏锐地组织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5月13日，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经历这场“战斗”后，陈竺对中国卫生体制的落后有了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与2l位院士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力度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他多次直陈，中国应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的研究增加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13亿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解决，加强预防和保护环境是根本。从专业人士到卫生部部长，从技术研究人员到行政管理官员，陈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上任来，陈竺即遭受空前挑战。先是汶川特大地震，他及时组织著名专家赶赴四川指导救治，采取“集中伤员、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工作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重症伤员死亡率和残疾率；面对伤员众多、伤势严重的情况，卫生部协调组织专列、包机等向21个省、区、市转运了1万余名较重伤员，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创造了中外历史上非战时最大规模的伤员转运壮举。在北京奥运期间，他提出做好应急医疗救治，兼顾涉奥和日常医疗保障工作，不断加强兴奋剂监管和食品用餐安全管理，确保运动员患者在就医期间的用药和饮食安全。全面、扎实的奥运期间医疗保障工作，使国际社会满意，让中国人民满意。接着，“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全国卫生系统努力实现了筛查、诊断、治疗、宣传的全覆盖，科学合理安排了医疗卫生资源，有力保障了对患儿的医疗救治工作。医疗改革是一个世界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更是如此。陈竺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2011年，陈竺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2012年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2013年，当选为农工党中央主席，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