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成立，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农工党是国内最早的民主党派,是由一批早期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有革命理想的爱国者建立的革命政党，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抗日反蒋的党派，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党派，是联系的界别最为广泛的民主党派。它创建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农工党努力探索富国兴邦之路，经历了由同情、分歧、合作、声援到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上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考验。这是农工党正确的历史选择，是农工党最可珍视的宝贵经验，是农工党世代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
    农工党历任领导人是：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周谷城、卢嘉锡、蒋正华、桑国卫、陈竺。
    目前，除台湾、香港、西藏以外，农工党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党员总数12.56万人。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为《前进论坛》。

 
 
 
第一章、风云突变，蒋、汪反共合流

 
    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即赶到上海，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由于第三国际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致使党和人民处于无戒备状态。4月12日，被蒋介石收买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向分驻各处的工人纠察队队部发动袭击。随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并打死打伤纠察队员二三百人。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十万余人、学生、市民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再次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屠杀，群众死百余人，伤无数。此后，蒋介石继续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捕杀。仅三天内，即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这次反革命政变为蒋介石建立反动的南京政府扫清了道路，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要求“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惩治”。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处置蒋介石的决议。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其他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和其他著名活动家197人被列入通缉名单。
 
    从”马日事变“至“七一五”反革命叛变
    1927年，在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划下，驻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了残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因为事变这天中文电报用韵目“马”字代表21日，所以称这一事件为“马日事变。”本来就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对两湖工农运动深怀仇恨的第35军军长何键，在蒋介石的唆使下，早在1927年4月底，就在汉口召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邀集了一批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举行军事叛变，推翻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5月17日，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何键立即响应，率领他的部队，在湖南各地进行屠杀，他们先残害了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常德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后又占领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缴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枪。5月21日早晨，何键率领他的部队，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遭到机枪扫射。当时，共产党员、革命群众80余人被打死。当天夜晚，驻长沙的何键部下第33团团长许克祥，率兵1000多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对革命党和工农群众进行了突然袭击。长沙城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动军队向国民党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等机关、团体以及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夺取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支，放走了关押在监狱里的土豪劣绅等犯罪分子，撕毁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代之以各式各样的反动标语。大批共产党、工农群众以及青年学生倒在血泊中。这伙叛匪，在长沙戒严司令部集会，成立了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临时救党委员会”，作为反革命叛变的公开指挥机关。“马日事变”之后，白色恐怖遍及湖南。反动派一边杀人，一边嫁祸于共产党。造谣说：此次事变，全是共产党发号施令的结果，是“军民冲突”，是“工农围攻33团团部，抢劫枪支”所引起的。武汉国民党反动分子，也大肆造谣说：假若没有工农运动，夏斗寅、许克祥是不会叛变的。“马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危害。在联共与反共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他曾两次走访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劝他坚持革命，不要改旗易帜。邓演达不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的指责，为维护国共合作和工农群众运动，为挽救革命做最后努力。邓演达多次做工作，争取把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两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他把储藏在总政治部的200多支枪支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郭亮，并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商量对策，力挽狂澜。
   6月29日，在汪精卫的授意下，何健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30日，邓演达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封信，声讨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表达了要一如既往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国民革命的坚定信念，便秘密出走，前往苏联。 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邓演达与谭平山、苏兆征等极力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坚决反对分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邓演达保持了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无愧为武汉革命政府中左派的中坚人物。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李立三等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月13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反对革命、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斗争。同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谴责国民党中央一些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向蒋图谋妥协”、“与共产党相分离”、“残杀农工”等行径。 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为了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酝酿改组国民党，组织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然而，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经西北到达苏联。行前他还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7月14日晚，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开会议，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第二章、挽救革命，酝酿组建第三党

    “八一”南昌起义
    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指挥这次起义。章伯钧任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起草和南昌各界群众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邓演达与宋庆龄虽未参加，但仍被列入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并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全国同志“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在南昌起义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系统表中可以看出，农工党的早期酝酿建党人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黄琪翔、张曙时、章伯钧、肖炳章的名字列在其中，谭平山、彭泽民、张曙时、章伯钧、朱蕴山、肖炳章、邹敬芳（兰甫）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时，参加起义的彭泽民随军南下。身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彭泽民已年过半百，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随军当医生，徒步行军，并沿途为伤病员看病。起义失败后，彭泽民流亡到香港，悬壶行医，被誉为一代名医。逃亡到香港的章伯钧住在他家。他们忧愤国事，决心继续革命。彭泽民曾受赠孙中山亲题“博爱”字幅。他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斗争和北伐战争，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都是为了挽国家于既倾，拯人民于水火。此后，他寓居香港20余年，为革命做了大量好事，充分体现了“博爱”的真谛。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和分共后，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共产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人减到1万多人，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下，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至3万人；大革命高潮时发展到1000多万的农会会员绝大部分被打散。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中国进入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了严重危机，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新的形势向一切愿意并坚持革命的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新课题：中国将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复兴中国革命，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探索和斗争。
 
    组建“中华革命党”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认为“国民党自三月以后就死了，五月十五以后就已经臭了，我们还把这臭尸抱到怀里做什么！”。5、6月间，武汉政府一部分坚持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遗志，拟议组建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宣言》还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在《宣言》的影响下，有识之士试图在国、共之外再组建新党，例如农工党或联合党，以挽救国民革命。1928年初，谭平山从海外归来，与张伯钧、张曙时、季方等数十人在上海组建“中华革命党”，提出《中华革命党底政纲》，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与被压迫民族结成亲密的关系；反对官僚制度，在经济平等的原则上构成促进民族全体利益的政治制度；建立超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1928年6月，谭平山为阐明中华革命党的政治主张，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推选当时还在国外的邓演达担任该党的总负责人，成员有千余人，出版《突击》、《灯塔》周刊，宣传反帝反蒋，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该党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松散型政治组织，外界则以“第三党”称之，但他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第三章、反帝反蒋，“临委会”正式成立

   “一干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27年12月，邓演达离开莫斯科抵达柏林。他总结了中国革命尤其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考虑重建新党和党的纲领等问题。他已是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便开始攻读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书籍，研究各国革命史和社会现状，从中吸取经验，寻找规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先后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度、伊拉克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实地考察，形成了一套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不适合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就是中国社会机构的分析，手段就是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前程就是社会主义。
    1930年5月，邓演达应中华革命党党员的要求，回国投身革命。邓演达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进行当务之急的反蒋运动，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而继续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可以把受过国民党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仍然留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不满意蒋介石统治的人团结起来。在他的建议下，“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以示继续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复兴已被中断了的国民革命。
    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内萨坡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秘密主持召开了有十多个省区的三十多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琪翔、张伯钧、郑太朴、朱藴山、李世璋、季方、郭冠杰、邱哲、陈启修等。邓演达在会上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邓演达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邓演达还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选举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郑太朴、罗任一、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王枕心、谢树英、丘学训、肖炳章、江董琴、杨逸堂、李逸九、陈豹隐、万灿、丘萼华、杨树松、潘震亚、詹显哲、邹兰甫等25名干事组成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举为总干事。该党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这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依附他们的反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平民群众和工农群众，斗争的目的是实现三民主义，复兴中国革命，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各被压迫民族结成政治联盟。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承认工人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但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政权，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而是主张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进行平民革命，通过建立平民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干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正式宣告成立。9月1日，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上海各大报纸虽同情，但又惧怕蒋家淫威，不敢刊登，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上海新闻》摘要刊登。外界认为”临委会“既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赞成中共的工农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因此还是被人们称为”第三党“。
    中华革命党及由其易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左派，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而建立的政党。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分析，以及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本来有可能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邓演达回国后，也曾多次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商讨，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但由于当时中共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对邓演达等人组织的“第三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作出的《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的决定和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决议中，都把“第三党”看作是没有独立性的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是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工具。周恩来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曾指出：“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积极开展反蒋斗争
    “临委会”成立后，就把斗争矛头直指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
      在组织方面，要求“团结真正的革命残部，吸收新进的革命分子”，“从斗争中去建全扩大组织”。成员“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但在第一阶段，则不能不以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为重心。”按照上述的组织路线、方针和原则，地方组织初期分为两类。一是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经过整顿的“行动委员会”，一是新建立的“筹备委员会”。其分布情况如下：（一）中央区。包括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五个省市组织；（二）北方区。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西安、兰州、绥远、察哈尔九个省市组织；（三）南方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和香港组织。成员总数近二千人，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以高等院校作为发展组织和开展活动的据点。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和少数工农。
    在宣传方面，邓演达认为，中国工农业都很落后，必须唤起广大民众。因而把宣传工作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央机关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和《行动日报》，大量登载有关阐明政治主张、评论时局以及其他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稳扎个，异军突起，颇受欢迎，发行量日增，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映像。各地区也分别办有地方刊物，因地制宜，进行宣传。当时，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和罪恶行径，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放松对他们进行揭露与抨击。例如对“北方政府”和“北方扩大会议”，南京的“国民会议”，“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等等，都及时地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和文章，充分表现了自己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在军事斗争方面，一是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对抗，联系黄埔军人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开展反蒋斗争。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该组织，吸收、联系了黄埔学生6000人，其中的骨干加入了”临委会",大大削落了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控制，为全国的反蒋斗争创造了条件。二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利用邓演达等同国民党各派军队上层人物的各种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多次派人到驻守江西的18和19路军中做工作。18陆军是装备精良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陈诚是邓演达的部下，邓演达对他还有救命之恩。陈诚曾明确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并愿意在军事与军费上给予支持。三是策划武装起义。1931年3月1日，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被软禁，激起粤派中央监委和其他反蒋派系的不满，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临委会”认为时机已到，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以江西为中心，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起义计划，并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干部训练班，受训干部被派往各地指导、推动工作。
 
邓演达被捕后壮烈牺牲
   邓演达领导的“临委会”剑指蒋介石反动派，不断分化黄埔学生，壮大自己的力量，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和忌恨，邓演达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曾悬赏30万元缉拿邓演达。
    1931年8月17日，“临委会”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受训干部结业典礼，邓演达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本是一次极为机密的活动，为了慎重起见，邓演达还于前一天夜间就来到这里。但人们哪里知道，此时的邓演达已被一个叫陈敬斋的叛徒出卖。当天下午，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和静安寺捕房的中西警探一拥而至，将愚园坊20号严密包围，当即逮捕了邓演达等二十余人。
　　邓演达被捕后，被羁押在静安寺捕房临时监狱。8月19日晨被押送至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当夜，侦察队有个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从侦察队到法租办距离不过两里，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打开牢门与邓同逃。邓演达对他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一次脱险机会，就此被他婉言回绝了。
　　8月21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羊皮巷军法司“优待室”。陈立夫受蒋介石之意，劝邓演达与蒋介石合作，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蒋先生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厉斥责：“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主义，叛离了革命！”他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又派人向邓演达转达他的意思，企图说服邓演达。来人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我们之间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只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演达愤然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11月中旬，邓演达被移禁富贵山炮台后，蒋介石亲去见邓演达三次。他们谈话，蒋介石的声音总是很低，邓演达多是大声斥责。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蒋介石对邓演达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复得很干脆：“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两人争论一阵后，谈不下去了。蒋介石匆匆走了出来，满脸阴沉而铁青。最后，蒋介石又命陈立夫派邓演达的朋友李熙元见他，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以后，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邓演达即可获释，这也被邓演达断然拒绝。蒋介石千方百计利诱邓演达，但都无可奈何，他终于起了杀机。1931年11月29日晚上7时许，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带了卫士来到富贵山炮台，带走了邓演达。就在这一天夜间，邓演达被王世和等秘密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惨遭杀害，时年只有36岁。
    1931年12月初，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开始透露出来。12月14日，宋庆龄得到邓演达被害的传闻，即到南京去找蒋介石。她对蒋介石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演达叫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谈谈。”蒋默不作声。宋又说：“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带我去见邓演达，让我先同他谈谈。”蒋介石还是沉默不语。最后宋庆龄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介石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庆龄勃然大怒，随手把茶掀翻，蒋介石见状急急离开。邓演达被害，举国震惊。同年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的地位”，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毒辣，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而对“忠实革命人才，必将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大道”。“临委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接受邓演达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各地“临委会”以极度的悲伤之情，开展了全党性的悼邓反蒋运动。
　　中国共产党对邓演达的不幸遇害也深表痛惜。邓演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之一、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践行者、英勇的民主战士和革命英烈。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和超人的智勇和人格力量，激励着农工党人奋勇前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专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毛泽东曾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黄琪翔受命于危难之际
    邓演达的牺牲，使"临委会“的领导顿失核心，这是”临委会“最艰难的时刻。经中央负责人商定，党务暂时由黄琪翔主持。黄琪翔是广东梅县人，1926年因与叶挺并肩战斗，在攻克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著名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一起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美誉，1927年被提升为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保持亲密关系。1929年，黄琪翔以宋庆龄秘书的名义，陪同宋庆龄回国，主持孙中山灵柩由北平香山碧云寺移葬南京的”奉安大典“。黄琪翔受命于危难之际，改组上海组织，加强北方力量，重建南方组织，沿着邓演达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误判形势，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临委会”继承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到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中。“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邓演达已被捕一个月，“临委会”制定了《对时局的宣传大纲》，谴责国民党“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10条行动纲领。北平、广东等省市组织相应中央的号召，组织成员深夜出动到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发放传单，逼蒋抗日。   1933年，“临委会”派出一批成员和干部加入冯玉祥的爱国部队，与日军浴血奋战，以实际行动支持同盟军抗日。
 
参加淞沪会战
    邓演达的牺牲后，黄琪翔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责任，与章伯钧等领导不断输送农工党干部到十九路军工作。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简称“十九路军”），前身是邓铿为师长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在北伐战争中有过战功，平时注重训练，能走善战，有“铁脚夜眼神仙肚”之称，部队精锐。邓演达曾为这支部队立下汗马功劳，师长李济深曾说：“没有仲元师长的伟大和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邓演达）同志的忠贞和热诚，就不能有团结巩固的粤军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在参加“福建事变”之前凭藉官兵的爱国热情，在军中散发邓演达的著作《邓择生集》，宣传农工党的主张。
    邓演达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曾经是同学或同事，黄琪翔也曾经是他们的上级，利用这些关系进行上层活动。农工党在十九路军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展活动，许多官兵受农工党影响加入农工党组织。正如陈铭枢所说：“在当时，十九路军确有一些第三党党员，有的是比较重要的骨干。”如：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旅长云应霖都是农工党党员。十九路军上下，一向视邓为同路人，故对农工党党员从不排斥，没有一点隔阂。当时的《世界日报》报道说：“十九路军之中坚将校，殆全部与第三党发生关系矣。”故十九路军黄琪翔陈铭枢等，乃能共冶于一炉。
    1931年冬，国民党政府调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守备淞沪，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军长蔡廷锴深受影响，亦有救亡的愿望。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黄琪翔与蔡廷锴是北伐时期第四军的老战友，关系很好，彼此了解颇深，此时在上海又毗邻而居，相互经常对时局进行商讨，黄琪翔力主抗战，两人都认为不抗日不足以图生存。当何应钦电告蔡廷锴“退出上海市区，以免冲突”时，蔡廷锴拒不撤防。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十九路军的壮举使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因而得到举国上下的积极声援和支持。黄琪翔一面策动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员自动参加抗战，一面组织临委会成员组成义勇军，编入十九路军补充一团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亲临前线，协同蔡廷锴指挥作战。临时行动委员会还组织了后援队，发动群众进行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抗战。丘哲在上海创办《自卫》杂志，宣传抗日，并动员海外华侨捐款支援前线。3月2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宣布16项反蒋抗日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击碎这双重束缚的镣铐，建立全国农工民主的政权。”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苦战月余，终于在国民党政府的绞杀下失败，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是“剿共投降”还是“联共抗日”？蔡廷锴经常到黄琪翔家商讨有关问题。黄琪翔建议与共产党取得联系，“联共”才能联合全国的抗日力量同仇敌忾，共御强敌。60多位在上海的临委会成员陆续到达福建，与十九路军一起在当地开展工作。临委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等出席了李济深在香港召开的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于同年11月抵达福建。临委会100多位干部汇集福建，参加“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
 
策动和组织“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黄琪翔领导的“临委会”、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势力以及福建地方反蒋力量，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会议，致开会词，会上通过了由彭泽湘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大会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推举李济深为主席。22日，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政府决裂。“临委会”领导成员在福建政府中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黄琪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团主任（即总参谋长），章伯钧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丘哲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贸易委员会主任，麦朝枢、万灿、詹显哲任政府秘书。郭冠杰任延津省（福建政府下辖4省之一）副省长等职务。《人民权利宣言》刊出后，《大公报》发表时评说：“观前日大会通过之纲领，显以第三党之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
    到达福建的“临委会”成员日益增多，组织不断壮大，工作十分活跃。这时，“福建事变”领导人认为，“整个国民党为蒋介石所把持操纵”，成为“残民卖国之手段”，所以十九路军的将领们均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同时参加事变的各党派的领导人决定组织“生产人民党”，在李济深、陈铭枢等所有国民党员联名声明脱离国民党后，为顾全大局，经反复磋商，12月11日，“临委会”以“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福州《人民日报》登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策略地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参加“福建事变”的各党各派，都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奋力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江董琴等5位“临委会”党员壮烈牺牲。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福建事变”虽遭失败，但其意义是重大的。“福建事变”领导人明确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并颁布了一系列民主主义政策法令，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革命派的进一步团结和将来的进一步与中共合作。
 
小评：大革命失败后，”临委会“从成立时起，就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卑劣行径和蒋介石建立的独裁统治十分愤慨，严词痛斥，与蒋介石划清界限。”临委会“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在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以及反帝、反蒋的立场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在农民运动等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的见解也不谋而合。邓演达创党前曾考察过苏联，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反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度上，与共产党既有相同的观点，又有本质的差别，毕竟邓演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方式和方法上，看法也不·一样。”临委会“原则上虽然承认共产党是中国革命过程上的推动力量，但在客观上的现实上，又认定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障碍物。”第三党（”临委会“）的成立，既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不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斗争方式，试图另辟新径，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临委会“领导人策动和组织的“福建事变”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大胆的实践，其“失败，也成为农工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从此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第四章、团结合作，“解委会”投入抗战洪流

  
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临委会”领导人和干部数十人先后从福州抵达香港，着手恢复组织工作。2月，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在香港两次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决定否认《解散启事》，恢复“临委会”组织，按邓演达的政治纲领继续战斗。为缩小目标，分散敌人注意力，决定分赴国内外活动：黄琪翔、连瑞琦等去德国，章伯钧、李士豪、何世琨、郭冠杰等东渡日本，漆琪生等回上海，周惠生、王一帆等到北平，李伯球等留广州，皆以香港为联络点，由彭泽民、丘哲留守，经常交换国内、国际政治斗争情况。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侵吞我华北地区的华北事变，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更趋严重，而国民党政府却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把大片领土拱手相让。章伯钧同李士豪、李伯球、何世琨及所联系的中外友人郭沫若、田中忠夫等十余人，以避暑为名，在日本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就反蒋抗日等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惟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与此同时，在德国的黄琪翔、连瑞琦等也积极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爱国活动。章伯钧函告黄琪翔在日本商议的情况，黄琪翔复信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临委会“负责人在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临委会“领导人备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随后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建议组织反日阵线，该《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共《八一宣言》，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二干会议 "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临委会”经历了一次次失败。而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通过遵义会议，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些历史事实促使”临委会“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问题上反思，不断总结经验。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集中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关于党的组织，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党名的改变，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会议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黄琪翔为总书记，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分别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为适应抗战形势，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临时行动纲领》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为完成这一任务，“解委会”提出了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的方针，主张“团结全国，对日宣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会议确立“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
    “二干会议”标志着"解委会"的历史转折。"解委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新里程。
 
进一步同共产党合作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抗战与民主这两个问题展开的。“解委会”负责人彭泽民1937年12月由香港到武汉赴国难，联络冯玉祥等谋求实现民主改革，发展抗日力量，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排斥，被迫返回香港。1938年2月，章伯钧、彭泽湘发表文章，希望国民党接纳各党各派的政治要求，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改善民生。这期间，“解委会”看到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散布亡国谬论，压制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共产党却积极激发群众的抗日热忱，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从这一对比认中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当中共参政员提出“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要求时，代表“解委会”的章伯钧随之提出“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的提案，并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同共产党密切配合，互相呼应。
    为加强同中共的合作，在抗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1938年2月，“解委会”由章伯钧、彭泽湘出面与中共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王明举行了两党会谈。双方共同回顾了过去两党间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须加强合作，共赴国难。“解委会”明瞭中共“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抗战方针，深感参加抗日战争“心里有底了”，为“解委会”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会谈后，“解委会”在武汉召开三干会议，一致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其核心内容是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坚持长期的持久抗战。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倒退活动，中共于1941年春季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国共两党又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对“解委会”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1941年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解委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从此，“解委会”更加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月25日，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说，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与我们建立了更密切之合作。3月间中共中央的《政治情报》中说，第三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解委会”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与嫉恨。自1938年起，蒋介石多次派陈诚、陈公博等威逼“解委会”“解散组织”，“同国民党一起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或者“由政府拨出一笔款子，划定一定地区，由第三党主持进行实验，组织生产”等等，这些花招都被“解委会”坚决抵制。
 
恢复和发展组织
    二干会议后，“解委会”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组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了指导全党的工作，“解委会”编印了《政治通讯》和《工作通讯》等油印品，由总通讯员秘密送往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组织。北平成立了华北局，重建了北平、天津、山东、河北、绥远等省市委员会或支部，在爱国军人中开展活动，成立了各种学生救亡组织和工人、农民组织，创办了《草原》、《妇女知识》、《大学文艺》等月刊，并在冀南豫北一带集结农民和枪支，为游击战争作准备。北平成员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建立了华东局，领导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市工作。首先恢复了上海市组织，成立了青运、工运两个工作组，吸收和联系学生、工人五六千人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还分别向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派出干部，指导抗日救亡活动。出版了《行动》、《铁掌》等刊物，组织工人、青年开展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同河南、福建的部分地方团队建立了军事联系，积极为抗日作准备。华南区的组织工作集中在广东，由中央直接领导，主要工作是团结福建失败后留在广州的一部分老党员，通过工农学生运动吸收新党员，建立了秘密外围组织“青年联络点”，创办了《南方青年》、《南针》期刊，积极开展反蒋和宣传抗日的工作。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少量的农民武装，为参加抗战作准备。在汕头组织了“反日十人团”，暗中袭击日本鬼子，严厉惩罚侵略者。
    1936年2月底，“解委会”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再次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建议”，针对日趋严重的形势，指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间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社团提议：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以迎头痛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障中华民族的生存。《宣言》的发表，进一步表明了解放行动委员会迫切要求抗日的愿望和决心。
 
逼蒋抗日
    1936年6月1日，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联合发动“两广事变”，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宣布北上抗日。“解委会”参与、策动并积极支持了这一抗日反蒋行动。在南宁召开的各党派团体的联席会上，章伯钧一再强调“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一要靠红军的胜利，二要靠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政策，应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10月，黄琪翔从德国回到香港，与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丘哲等会晤。大家认为，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共产党发出了联合抗日的号召，这就有可能促进联合抗日的实现。“解委会”在国民党中间进行促进联合的工作，有益于推动联合抗日。与会同志同意并支持黄琪翔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公开参加团结抗战的工作。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密切配合，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开始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加紧了推动联合抗日的工作。
    10月，“解委会”负责人在香港集会，商议响应中共《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11月，”解委会“派中委罗任一为代表，策动宋子文，两访阎锡山，对实力派人物开展工作，希望他们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5年冬及1936年11月底，”解委会“两次派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与杨虎城会晤，并被介绍同张学良会见，一致主张联合全国，实现武装抗日。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在中共的斡旋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战的条件。
    1937年暮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判，商讨团结抗战的决策。此间，周恩来等与黄琪翔时有往还，就联合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共领导人希望黄琪翔利用本身条件，为增进合作抗日起些推动和促进作用。一次，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到黄琪翔住所访问时，黄琪翔约了国民党的张群一起商谈，留他们在家里共进午餐后，在庭院里合影留念。这张照片现在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均有陈列，成为解委会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见证。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解委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具体响应中共《通电》。“解委会”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采取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通令全党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第一线。其组织活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转入战时状态，广大成员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
 
参加对日作战
   “解委会”负责人黄琪翔先后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了“八·一三”凇沪抗战。在他的掩护下，杨逸棠、李卓贤、裘朝慎等一批解委会干部参加了抗战工作。财务委员会书记丘哲在上海配合作战，发动党员和群众成立了“抗日后援队”、“前线慰劳队”，积极支援抗战。不少党员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之役，与日寇浴血奋战，历时3个月，党的干部裘朝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陈诚为主任，周恩来、黄琪翔任副主任。“解委会”的一批干部在政治部中做了大量工作。黄琪翔支持夫人郭秀仪与宋庆龄、宋美龄、史良等一道发起组织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44个保育院，收容烈士遗孤、在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父母上前线无力照顾的孤儿计3万多人。黄琪翔后调任第十一集团军任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黄琪翔出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出征缅甸，协同英军作战。
    季方通过黄琪翔的关系，在武汉组织了抗日政治大队，担任大队长，“解委会"部分干部参加了政治大队。1938年，季方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身份进入华东敌后，联络和争取各地方部队参加抗日。1941年，季方担任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率领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3年敌伪在如皋东至海滨，南迄江边，统统修起竹篱笆，企图进行梳篦式清乡。季方指挥主力部队全部跳出樊篱，在外线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民兵和便衣武装则始终坚持在“清乡”区内与敌周旋，并组织群众几十万人次破击篱笆。“七一”夜，在主力部队掩护和其他分区的支援下，在150公里封锁线上联合行动，烧篱笆，割电线，锯电杆，挖公路。日伪惨淡经营3个月的篱笆封锁毁于一旦，且无法修复。第四军分区军民取得反清乡胜利，中共苏中区党委予以嘉勉。
 
组织抗日游击武装
    在冀南豫北地区、安徽和广东，先后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如在安徽潜山成立了“游击第一支队”，在桐城成立了“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骚扰打击敌人。平津沦陷后，撤离平津的部分干部，分别到新乡、磁县、邯郸等地组织群众，建立了游击纵队，白天堵击过往的敌人，夜间偷袭敌营，使敌人防不胜防。北平工作团书记王守先与“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合作，在涿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被敌人拔去10个指甲，放狼犬活活咬死，壮烈殉国。广州沦陷后，在广州建立了“民众抗日游击支队”。在粤北的新丰、佛岗、英德等地以及广州地区的番禺、增城、龙门、从化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同敌人大小战役10余次，击毙日军官、军曹各9人，汉奸8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游击队员有80多人。在日寇的刑场上和华东、华北、华南、西南的战场上，都洒下了“解委会”烈士的鲜血。
 
成立抗战团体
    北平、天津、广州相继成立了华北青年抗日会、中华抗日同盟会、抗战青年团，有成员千余人。又成立了乡村抗敌工作服务团，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征集武器，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武装。"解委会"在华南出版了《抗日青年》、《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华侨》等刊物，积极开展宣传和支援抗日救亡的活动。在武汉成立了“临时工作组”，通过“青年抗日工作团”和“黎明剧团”，在工人、学生和海员中进行抗日救亡的组织和宣传活动。1938年2月，在武汉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抗战行动》旬刊。"解委会"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抗战行动》刊行后，国民党蓄意刁难，迟迟不予登记，还要求"解委会"解散组织，"解委会"断然拒绝。
 
“皖南事变”后坚定与中共合作
    1939年底至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尤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甚，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公正舆论受到严重压制。在香港的彭泽民等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共罪行，要求撤销反共部署，明示联共方案。同时，在香港的“解委会”成员与其他爱国人士400余人一起，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制止内战的联名通电。1941年9月18日，“解委会”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14项为争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政治主张，要求改革政治机关，确立民主方针，终止特务工作，扫除妥协分子，承认各党各派的存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对包括解委会在内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限制和加以迫害，摧残民主、排斥和消灭异己力量，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极为不满和失望，并感到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各抗日党派产生联合起来共同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解委会”负责人章伯钧、丘哲等积极活动，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其目的是“团结各中间党派，一则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各党各派多次在爱国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举行座谈，统一认识。由于抗战时期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常聚会于此，因此特园被誉为“民主之家”。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经常到此会见各党各派领导人，或参加他们举行的座谈会，一起分析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鼓励、支持和帮助主张抗日的各党派联合起来。经各党派领导人多次秘密协商，决定将1939年建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解委会”领导人章伯钧、丘哲当选由1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章伯钧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并担任组织部部长。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党派，俗称“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和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协会以及1942年加入的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从此，“解委会”将自己的工作重点置于同盟，与盟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一道，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和抗日救亡斗争。
    由于“解委会”历史较长，有一定社会联系，又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和干部班底，因此在中共的帮助下，在同盟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活动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尤其是同盟成立伊始，“解委会”领导人负责组织工作，对初期的组织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取消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因此去掉“政团”二字，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此举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为以后更广泛地开展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民盟成为我国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小评：福建事变失败后，“临委会”的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临委会”内部面临着是在国共之间采取超然态度，绝对中立，还是“偏向”中共的争论。以章伯钧等为代表的“解委会”成员主张作为代表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中共的立场，毅然选择与中共合作，与其它爱国团体联合起来，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将党名该为“解委会”，标志着“解委会”走上了与中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新里程。这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转折。
  

第五章、风雨同舟，农工党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拥护国共和谈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告终。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1945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民主党派的配合、支持和人民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的同时，玩弄“和平”阴谋，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人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解委会”拥护国共和谈，领导人章伯钧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8月30日，章伯钧等到毛泽东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桂园举行宴会，招待民主人士，章伯钧出席。9月14日，章伯钧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关于时局的谈话，支持中共的一贯立场和主张。在民主党派的配合下，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
 
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
    《双十协定》签订的当天，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章伯钧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与中共联手合作，互相支持，并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促使会议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该协议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解委会”领导人的时局主张，与共产党是一致的，为争取时局好转，拖延内战爆发，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3月1日，“解委会”在香港创办《人民报》，维护政协决议，得到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公然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此时，《人民报》8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停刊，8月16日，"解委会“又复刊《中华论坛》，坚决反对内战，表明了态度：这场战争的前途，将取决于民主的力量，最后被摧毁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身。1946年7月3日，国民党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解委会”当即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与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章伯钧于9月14日发表对目前时局谈话，再次呼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
 
"四干会议"更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抗战胜利后，“解委会”从1945年秋开始，一方面在民盟中发挥作用，一方面进行了组织复员工作。1946年春，中央机关由重庆陆续迁回上海，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设立了中央机关。各地方组织经过整顿恢复，部分地建立了新领导机构。面对国民党的反倒行逆施，全国爱国民主运动高涨，共产党作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决策。”解委会“预感到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在1947年初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制定新的行动方针，以便更有效地领导全党开展斗争。1947年2月3日，“解委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邱哲、李土豪、李伯球、张云川、王深林、郭则沉、王一帆、韩卓儒、罗任一、养清园等40余人。会议由章伯钧作《党务报告》；会议决定正式采用党名，将“解委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议》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会议总结、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农工党的历史，强调农工党的政治路线自“二干会议”以来，在中共、民主同盟。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继续跟着中共，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督委员会，推举章伯钧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主席。“四干会议”后，农工党中央决定设立华东局、华南局、华中局和华西局，整顿和建立了地方组织。“这次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