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珍贵的奖状——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双十中学支部 王光辉

            1978年从华安县高车公社革委会获得的这张奖状，是我1951年参军后50多年来得到的许多功劳证、奖状、荣誉证书中级别最低的一项，但它却是最珍贵的。它承载着我国历史的一段转折，也记载了我个人命运的历史转折。 
            1977年酷寒的冬天，地处海拔1000米以上的华安县高车公社石示头村，从冬至开始连续10几天，不是鹅毛大雪就是下冻雨，每天清晨屋檐挂着一尺来长的冰凌。学生们背着书包，躬着腰，怀里抱着火笼来上课。教室里的课桌上、讲台上摆满火笼或火盆，听讲时学生双手在火笼上烤火，老师板书不到一行，就得到火盆烤烤以缓解僵硬的手。 
            放寒假前的一个星期日，高车公社召开有史以来首次表彰教师大会。老天爷一改近半个月来阴沉沉的脸，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气温一下子上升了十几度，身上暖和了起来。大会上，公社革委会主任肯定了各校的工作成绩，并宣布表彰一年来在教育革命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师。当公社革委会文教干事念到我的名字时，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绝对不可能！20年来经常被批斗，当罪人的我怎能受表彰？！”我愣住了。几分钟后，旁边的老师拽着我说：“人家都上台领奖了，你还不上去？！”台上的领导再次叫我的名字时，我终于“猛醒”过来，是真的！当革委会主任把一朵红花挂在我的胸前，把这张奖状递给我的时候，我心潮汹涌，感慨万千，激动得热泪盈眶。 
            回想当“右派”这20年来，我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到任何地方都是以“赎罪”的态度在工作，比别人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在华安一中时教4个班的数学，后又加两个班的生物兼管学农养猪场的93头猪。领取的生活费是25元，不到本科毕业生的一半。当时领导还不认可，又把我调到条件更艰苦的新圩、仙都等农村小学去改造。即使“摘帽”后，领的工资还是要打八折，只发给47元。1957年“反右”以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我总受冲击，挨批斗，写检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1976年夏天，来到石示头学校，我同样是以赎罪的态度在工作，教一个班数学、工业基础知识（物理）、地理兼总务，抓基建，新建4间教室，翻建4间教室，还要管好几十亩的学校学农基地。对我一年多来的辛苦工作，领导的评价从“还好”、“不错”这样的中性评价，最后变成“成绩显著优秀教师”。 
            20多年来我始终忍辱负重在赎罪，前18年和近两年的结果怎会截然相反？回首往事，恍然大悟，那时正是我国重大历史转折的时期，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国家重新开始重视科技、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了。思想解放的大潮正在祖国大地掀起，基层干部也受到大潮的影响，因此他们就不再唯所谓的“出身”论英雄，而是切实看你为农村教育做了多少贡献，所以才敢冒着政治风险给我发奖状。 
            1978年的夏天，华安县委、县革委会下调令，要我到华安一中教高中毕业班的历史课程，而21年的“右派”身份，终于在1979年3月，由福建师大发文平反改正。1981年我回到故乡，到厦门双十中学任教，我迎来了人生新的美好的历程。 
            露珠虽小，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这张小小的奖状我珍藏了30年，因为在它身上承载了我国拨乱反正，走上新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忆。